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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元两千年,签到

时间:2020-11-17人气: 作者: 果敢王

记忆里,西元2000年的第一天是周六。天空即将亮起之时,父母摇醒被窝里困倦的我,到新搬进不久的社区广场,等待新年第一道曙光。那一年我七岁,眯着眼看天空一角蒙蒙发亮,内心并没有太多情绪涌动。身旁有人欢腾,有人静静的微笑,我在温暖的日光中泛起睡意,回家后再度蒙着头睡去了。

直到中午醒来,见到餐桌上的报纸印着几个斗大的千禧年字样,我对这个模糊而神圣的时刻才稍稍有了真实感,经过一个夜晚,纪元来到了第二个一千年。

千禧年前夕,受到千禧虫症候群影响,各地银行机关出现大排长龙的补登存折人潮,元旦当天的报纸除了欢庆,更多是报平安:「千禧年绝不是世界末日,进入千禧年的国家依次报平安。日本、中国、俄罗斯及南韩等大国都未传出灾变。纽西兰、澳洲官方宣布一切正常,大众热烈欢迎新的一千年到来……」而西元2000年并不如我所想的,世界在一夕之间变得簇新,可以转身一别,放下老旧事物——它仅仅是前一个时代的延长,即使换上新的面貌,内部仍然填充以八○九○年代的棉絮。

我的生活没有产生太多变化,学校里,英文老师继续播她喜爱的BoyZone“No Matter What”,歌唱比赛的指定曲是我出生以前发行的〈明天会更好〉,每周好几天,学生依然要到操场举行朝会,跳1998年推出的新式国民健康操。我在大太阳底下和另一列位置相对的男生一边嘀咕,一边不标准地走位,音乐换了好几首,最后以〈茉莉花〉一曲草草收尾。

没上学的时候,我经常和爸爸待在客厅看电视,萤幕上一排一排的数字跳动,远远看去一片绿色。受网路泡沫影响,股市从万点跌落至三千,爸爸每天守在萤幕前,反覆拨电话给一位股票市场专员彭小姐,股票买进又卖出。我坐在一旁,百无聊赖地咬着冷冻库拿出来的结冰养乐多,等着接收股市收盘后的电视机,只要他一离开座位,我旋即凑上去播放一张不知道哪里烧录来的盗版卡通光碟片。

新世纪的前几年并不平静,2001年九月十一日,打开电视,每一台频道都在转播浓烟密布的灾害现场,那栋布满火光的建筑是世贸双子星大楼,主播神色凝重地说,有一架被挟持的飞机,朝楼房自杀攻击。

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,各式各样阴暗的流言于烟尘中升起,其中一则我读到的传言是,燃烧的大厦浓烟中,神秘地浮现一张撒旦的脸,暗示这整起事件是来自恶魔的复仇。这样穿凿附会的猜测理应止住,然而那个年纪的我太过好奇,遂搬来笨重的喷墨印表机,试着将几张被称为怪象的照片列印出来,印表机嘟嘟嘟地慢慢刷色吐纸,还没印完一张,墨水匣就用尽了,只能贴近电脑萤幕找寻烟雾里那张模糊的脸孔。

隔不到一星期,新闻媒体仍追逐于恐攻事件时,纳莉台风挟带着强风豪雨侵台。它缓慢的移动走向,造成全台大淹水,六十五万户停电。中坜老家原来就地势低洼,头几日适逢涨潮,水淹得深,道路转眼间成为河流。姑姑气急败坏打电话来,,即使与话筒相隔一段距离也听得见她的怒吼,「溪边的街道都做大水啦,不知是哪一户的瓦斯桶飘到我们家门前,水再不退,要call-in到电视节目抱怨!」

纳莉风灾影响深远,至今西门捷运站的墙面仍然标示着当年的淹水线,每次路过,都像是撞见一句陈旧的警语,刻上石墙以为记。而2001这一年,国际、国内两件大事的接连影响,使得股市重挫,国内股票营业所关闭数日。当所有的投资客,包含父亲,烦恼于扰动的数字时,我仍然是不知世事地放假、吃泡面,丝毫没有一点对外在世界的忧虑。

台风过后,学校安排一连串大规模的整复,包括没完没了的水利工程、楼房补强和树木修剪。学生必须在早自习时间提着水桶,装满枯叶杂草,一桶一桶地运送到学校另一侧的腐叶集散地。那个学期我正好被选为卫生股长,原先的工作内容只有每周一次分装蓝色漱口水,或偶尔发放蛲虫贴片、头虱药水,在台风过后忽然身负重任,在校园的各个扫区之间游走。

那样全校师生埋头清扫的情景,直到后来SARS爆发才再次出现。疫情期间,导师调配一大桶漂白水让我们拖地、擦桌椅。每一天的扫除时间,都像是欲彻底洗去旧物底色那般地用力刷洗着,整座校园散发奇异的气味。

小学五年级的某一天,亲戚带着一盒号称「排队美食」的烤小馒头来家里,我拿了一枚吃,口味酥香湿润,不知不觉就吃完一盒,可惜烤馒头店没有经营太久,还没购买第二次,它们就从市区一间一间地消失。没过几年,许多人甚至已经淡忘镇上曾有这么一间店。

回想起来,从九○年代末期开始,许多物事都在媒体初开放的推波助澜下,旋风式的兴起与退烧:葡式蛋塔、麦当劳Hello Kitty玩偶、泡沫红茶店……民众疯抢而后冷却,一波一波的流行如浪潮一般难以捉摸,有时甚至还未传入较为偏远的乡间,热潮就消退得没留一点痕迹。

如此一窝蜂的现象,能不能归纳成是意识形态多元以后,人们无从分辨,进而产生的一种从众心理?

也是在2000年以后,影视娱乐逐渐丰富起来,日本动漫行销海外市场、本土剧一档接一档华丽播出,开启无线四台与有线频道的竞争赛。晚饭后,一条街上总有几户人家在看高收视的《台湾阿诚》、《飞龙在天》,大人间流行的话题,围绕在前一晚播出的影集上。

大概是因为家里只有无线频道的关系,我没跟上几部当红戏剧,将心力全投入在学生间流行的玩物。从福利社商品到全班传阅的邮购型录,我动辄向父母索讨零用钱,和同学一起订购后来从没用上的红十字会邮票、卡片,再后来,书包里必定有一本交换日记或六孔活页簿,下课时间一群女生拿出各自的本子,交换填写册子里的个人通讯录,我时常觉得自己和朋友的情谊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这些纸张上。毕业之前,暗恋的男生递来本子要我作答,其中一道题目「喜欢的人」让我大受惊吓,想了很久,才故作暧昧地填上:不告诉你。

我的小学时代结束,家人决定从龙潭迁回中坜老家时,中坜的地景已经历经了一次翻新。中正路上一整栋的垫脚石书店开业,成为年轻学生约会碰面的场所,而同一条路上的老地标、原来被称为「大时钟」的中坜第一市场,人潮已不如当年热络,陈旧的建筑外观,让它显得摇摇欲坠。

另一个年轻人相约的地方,是位于行政区中心的威尼斯影城,亮丽的红色空桥和欧式建筑,每到假日,买电影票的队伍便沿着建筑物漫溢到马路上,昔日几座老牌的戏院,如大东、来来、金府金宫,终究不敌新开幕的影城,一间一间停业。

新世纪前五年,各大城市渐渐成形。台北101完工。美丽华落成。地图上,一枚一枚发亮的地标破土而出,逐渐构成日后都会区的样貌。


2000年代我的其中一个生活转变,是国中以吊车尾的成绩莫名其妙考进音乐班。看到榜单的那刻,心里第一个念头是,这一届选考大提琴的人数是不是很少,才让我蒙混上了?房间里的提琴和钢琴,自此从课余玩乐的物件,变成为一门升学考试计算的科目。

入学通知信里,夹着一叠术科老师的简介,开学之前,学生要先到学校选择往后的个别指导老师。选老师的流程是,从第一名的学生开始唱名,依照入学名次轮流到黑板登记,每位老师名额有限,至多只能收一两位学生。我是备取生,没有太多选择,也不知道从何选起,于是按照妈妈的意思,随意指着一个陌生的名字,就这么没头没脑地圈选下去。

开学第一堂个别课,我在琴房门口无意间撞见同门学长被老师轰出来,面露急欲求生的惊惧面色离开,立即对自己的选择后悔不已,只能咬着牙装作没事一般地敲门进去。下课后学长好意提醒,老师的脾气大,曾从住家四楼将学生的琴谱丢下,进门万事小心。

开学发下的音乐联络簿里,需要注记每天的练琴时数,我常常偷懒,拖延到上课前一天才胡诌出数字,然而错误百出的琴声一次次将谎言揭穿,每周钢琴课的下场经常是被臭骂一顿。

有一天,坐隔壁的同学偷偷告诉我,他的大提琴老师曾教过一位鼎鼎大名的学生——周杰伦。听说这件事时,周杰伦已经直冲上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最高位置。能和歌手同门让人羡慕不已,我开始趁她上个别课时,艳羡地凑在琴房走廊的窗户上,偷看这位老师长什么模样,可惜始终只见到一个娇小的背影,更遑论向老师打听歌手消息。

那些年,我的随身听里播的大多是两千年代出现的新声音,五月天、周杰伦、孙燕姿……每一张专辑,都像是初升的星星似的,各自占据天空一方闪亮。

对我而言,2000年堪称是周杰伦音乐盛世的元年。他以独特的呢喃慵懒唱腔,以及混用R&B、古典乐编曲曲风出现在流行乐坛,推出第一张专辑《Jay》随即进榜,并拿下金曲奖最佳专辑。之后,以几乎一年一张唱片的速度,快速席卷并定调流行音乐的走向。

我没赶上第一张专辑发行时的风潮,认真听起他的音乐,已经是发行《范特西》、《叶惠美》的时候,下课时间我和同学一起听〈安静〉,回家后将它设为手机铃声,还特地买了钢琴版本的乐谱练习。那段时间琴房里的情景和他歌词中的描写如出一辙,「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,睡着的大提琴,安静的,旧旧的」。

其中一张我很喜欢的《范特西》专辑封面他穿着一件红色帽T,以叛逆的形象,唱出一个青少年的倔强、寡言和内向,当我听着他写的歌词,常常感觉到自己与他有几分相似。即便后来整座小镇的街道开始播放他的歌曲,他仍然埋头在自己的音乐创作里,拙于与他人互动,和听着他专辑的众多少年少女一样,有太多的心情,不能与外人说。


国中一年级第一次运动会结束,全班还在激昂欢悦的情绪之中,隔天早自习时间,导师将门窗关起来,向我们公布班上一个同学的死讯。

运动会放学后,她走在马路边准备搭车回家,被疾驶而过的公车撞上,送医抢救不治。消息来得太突然,一些同学啜泣,一些人愣愣的,不知如何反应。那个声音好听、平常爱唱歌的女孩,怎么突然就消失了?

我在那个时刻,初次感受到一个人活着将要面对的失去与摇撼。日后许多的告别,常常让我回想起教室里她空下的座位,以及那个早晨,每个人是如何以各自的方式理解生命的远行。

仿佛那个早晨的乌云始终没有散去,接下来的学校生活非常容易地摩擦出毛边,动不动就增生一些争吵,一些自卑,一些暗恋。然而所有凌乱的情感无能安放,只能暂时将注意力束紧在升学考试上。

升上二年级的暑假,我开始烦恼于自己与同学间的程度落差。一次考试完,老师建议我另外到她家中补课,于是接下来每一个寒暑假,爸爸与我,有时还有沉重的大提琴,一起搭上拥挤的火车,周折至台北上课。

我对台北认识不深,前一次到访,是国小校外教学的阳明山梦幻湖旅行。几年后再次来到这座城市,正好遇上捷运信义线开挖的交通黑暗期,以及我自身混乱的青春过渡时期。内在与外在的交互影响下,使得那段路程经常笼罩在一股低压之中。

我别扭地不想与家人一同出门,却因为认不得路,只得让父亲走在我前头。彼时捷运内湖段仍在施工,得转乘一班公车再走上一大段路,路途中我们经常无故地争吵,并不时迷失在车流巷弄里,好不容易才抵达老师家。我上课的时间,爸爸在附近的公园等待,下课后,再一路无话地回家。

有几次行经开挖的捷运通道,围起栅栏的坑洞内嘈嘈作响,地面上却只有轻微震荡。我在日后见到了它启用的模样,但始终不知道地表下曾有过的形成轨迹。那或许正如同十年之间,难以察觉的变动将一个人成形。

我以为两千年代,便是一如开挖一条地下通道那般地形塑而来,眼见楼起,眼见盛放,但在一切勃发之前,是九○年代暗地里的慢慢酝酿——政治解严、经济发展、社会氛围逐步开放,一件一件的材料搜集齐全了,时间轻轻将覆盖住的盖子揭开。许多物事至此浮出了它的轮廓,快速抽长起来。